【林鐘雄經濟特別專欄】一顆茶葉蛋都不該給──系列2/4
由最低工資爭議看經濟學「供需交叉」的思維方式
林忠正（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2014-10-03 11:35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是「提高最低工資不利於低技術勞工就業」的經濟理論傳統智慧的支持者，並且也是身體力行的實踐家。（網路資料）
傳統經濟理論的支持者與實踐家
看過Gary Becker的意見，在此有兩件我想提到的事。
首先，在此稍微提一下一個關於經濟學中實證研究的普遍現象。這是一個常常令人感到洩氣與難過的現象，當你讀到一篇經濟學實證文章說發現某一正面效果後，常常一段時間之後你會再讀到另一篇文章說發現負面效果。然後，後續的故事情節通常就依據標準劇本的標準結構演出：正反意見，一來一往，搞得你滿頭霧水，不知道應該聽哪一邊的。這個問題很大，我們暫且不談，反正不要輕信實證分析就對了，除非他有很好的資料，而不是很好的統計技術。由先天不良的資料，應用簡單思維方式下所產生的複雜統計技巧，日以繼夜地去刑求資料，常常可能只會在長時間的嚴酷刑求下達到屈打成招的冤案，對了解真相通常沒有多大的幫助。做經濟學應用統計與理論統計的人，與其花時間去發展更好的資料刑求技術，不如去收集更好的資料。
其次，Gary Becker 和管中閔都是「提高最低工資不利於低技術勞工就業」的經濟理論傳統智慧的支持者，並且兩人也都是身體力行的實踐家，只是擁有的實際行政權力不同所達成的效果也不同罷了。Gary Becker雖然貴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因沒有實際的行政與決策權力，所以只能在雜誌上投書紙上談兵書空咄咄地大力表達書生的反對立場，無法對美國柯林頓總統提出調高聯邦政府最低工資的提案產生實質的阻擋力。我們的管中閔雖然沒有經濟學大師的光環，但卻因掌握了實際的行政與決策權力，所以不是只能紙上談兵的在雜誌上投書大力表達反對立場而已，而是真的積極地身體力行地發揮了其所擁有的決策權力，有效的阻擋了台灣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所提出的最低工資調整方案，並使得王如玄選擇走上為她自己的政策提議未獲採行而辭職下台以負起政治責任的路途。
如果你忠於你所學的經濟理論，如果你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傳統智慧的跟隨者(信徒)，並且你是一位忠於自己的學術信念並能身體力行的人，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的人，那你應該就要堅持廢除最低工資法或反對最低工資的提高。擁有這種「不懼千夫所指而能勇往直前」的信念、勇氣與道德觀的人，無疑是值得推崇與欣賞的。縱使你對此政策的效果抱持著不同的見解，在「知行合一」而不是兩套標準的層面上，你都應該稱讚這樣的人物。
但是身為一位理論經濟學家，我更關心的問題是經濟學家與政府官員據以提出其政策觀點的立論基礎或其背後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如何？如果其背後的經濟理論根基存在著根本性缺陷的話，那這些政策提議的適當性就值得高度憂慮了。這些學者所信奉的由新古典經濟理論所衍生的此項「傳統智慧」(在此指提高最低工資會導致更多失業的論述)，其理論基礎是否有紮實的科學根基，還是只是一種玄學的信仰。這根本性的問題應該是值得其信徒們猶豫再三並且需要反覆深思的(與警惕的)的首要議題，若沒有好好的花功夫去深思此問題，最好在態度與主張上要謙虛些，否則會有流於輕信躁動而逞匹夫之勇的疑慮。
我們來看看一位我不認識的經濟研究員盧其宏所提出的簡單質疑，以想想看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注意此經濟理論傳統智慧的有效性。
經濟研究員盧其宏的質疑：微乎其微的調幅會使中小企業難以存續嗎？
2012年09月29日，經濟研究員(桃園縣產業總工會顧問)盧其宏發表一篇名為〈管院士別再恐嚇人民了〉的文章。文章大意如下：
政務委員管中閔27日指出「一旦基本工資調漲將導致中小企業難以生存，到時，勞工不只是沒有滷蛋，連一粒米都沒有。」這種以企業存續為由，恐嚇、威脅勞工就範的說法竟也出自中研院的管中閔院士之口。
凡論及一個經濟議題，最重要的並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改變的幅度。管院士對公眾的回應，似乎全然把最基本的「幅度」問題放置腦後。確實，在此經濟蕭條時刻，大幅度調高基本工資可能使企業難以存續。管院士講了一個似乎大家無法反對的經濟概念，但此概念並不能隨意置放在各種狀況下。
極端一點，試問，基本工資每日調高10元，難道也會使中小企業無法生存，導致大家連一粒米也沒有嗎？不需要任何分析也知道不會，因為此調幅微乎其微。回頭看勞委會擬定的調幅267元，以100名員工的中小企業來算，就算全部員工都適用基本工資，僱主每月也僅多付不到3萬元薪資；以全台灣150萬領取基本薪資的勞工而言，全台灣企業每月也僅需多付4億元出頭，與企業一年4.8兆元利潤相比，豈非微乎其微。此267元若換算成每小時薪資調幅，每小時之工資僅調高1.1元，如此細微調整，如何使企業難以存續，導致大家連一粒米都沒有呢？
無法反對的經濟概念下的「幅度」問題
簡單的說，盧其宏認為「管院士講了一個似乎大家無法反對的經濟概念，但此概念並不能隨意置放在各種狀況下」，因為在微幅調整的工資下對中小企業的傷害微乎其微。所以管中閔多慮了。
因為，如果以雇用100名全部員工都適用基本工資的中小企業來算，每月僅需多付約3萬元薪資，即使再加上勞健保費用等其他因最低工資調漲而跟著調高的勞動成本而變為4萬元好了。聰明的你，想一想，這會對雇用100名員工的中小企業造成很大的影響嗎？除非這廠商真的已經到達倒閉的臨界點否則很難想像廠商會以解雇員工做為工資微調後的因應手段。如果有企業因為要抵銷一個月多出4萬元的經營成本，而採取解雇兩名薪資大約2萬元的員工，恐怕此企業隨時都會或早已找出不少理由，來將員工員額精簡到非常難以再因微幅成本提高而再有進一步精簡員額的餘地的地步了。
想想「小七」(指7-11連鎖超商)會怎樣因應最低工資的提高？想想才剛剛新開張的蘭嶼的第一家小七。會不會因為小幅度提高最低工資而減少店員人數。如果小七一天分成三班制上班，每一班次需要兩位店員，會因為最低工資每小時增加如10元而使2位員工的工作變成由一位員工來單獨負責嗎？不會的，除非原來就冗員充斥。
進一步說，若每一班次原來只需要一位店員，會因為最低工資每小時增加10元而使一位員工的工作變成由沒有員工來負責嗎？很難想像，除非是以機器人來取代，但每小時增加10元不太可能是雇主改用機器人的重要誘因，何況現在店員機器人也還不是可能的替代選項。
所以，以小七為例，微幅成本提高幾乎是不可能有進一步精簡員額的餘地的。
相同的事件相同的動機為何會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孫友聯批評反對月薪僅調整267元，等於是「不知民間疾苦，連一天一顆茶葉蛋的調幅也要阻擋」，拼經濟只是為財團拼更多利潤，卻完全迴避百萬底層勞工的低薪痛苦。盧其宏認為「管院士講了一個似乎大家無法反對的經濟概念，但此概念並不能隨意置放在各種狀況下」。
但管中閔當然不是因為殘忍而阻擋給予勞工一天一顆茶葉蛋的提案，而是因為「這不只是一顆滷蛋的問題，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的考量。看來，這是一種出自真正的仁慈與智慧的考量，這需要擁有在千萬人中獨排眾議的道德勇氣才能有此勇敢的作為。
但是，為什麼同一件事，相同的動機，都宣稱是為了基層勞工好，結論與政策見解卻南轅北轍無法溝通呢？這問題可能出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而且都認為且堅持自己的看法才是對的緣故。
身為一位理論經濟學家，我想以我的專業，來說明一位讀過經濟學的人通常或總是怎樣思考最低高資調整的問題。
盧其宏指出的那麼簡單的計算，很難理解一般人會不懂，但是如果你每天浸潤在經濟學的世界中，你可能真的會忽略這麼簡單的常識。因為接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當他應用經濟學教科書中所學得的思維方式來看世事時，他看世界的角度會與一般尋常百姓不太一樣，甚至會有很大的差異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從而，即使經濟學家與一般人的出發動機完全一樣，例如都希望所提出的政策能照顧弱勢勞工，但所提出的政策見解卻迥異於常人，而且經濟學家其實還一向有一種很自傲於自己能提出異於常識的特殊見解的傳統呢！也就是說，經濟學家其實常以能提出異於常人的特殊觀點為樂，而且因此感到驕傲而自視甚高。
管中閔這麼主張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到底是什麼？我並不清楚所以我無法替他回答。支持他不懼千夫所指的道德勇氣，支持他勇敢地向愚昧的仁慈宣戰或對抗的道德勇氣，究竟來自哪一項有關最低工資的理論論述，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位相信與接受教科書中的相關理論的人或學過經濟學的人，包括可能是二或三年前的我自己，會怎麼思考與主張有關最低工資的政策效果。其實，我還曾在國際期刊上發表過幾篇有關最低工資的數學理論性文章呢！
在我還沒有講出之前，如果你學過經濟學原理，那麼先想一想你是否還記得經濟學教科書的標準答案怎麼說，如果你沒有學過經濟學不妨先問問你身旁學習過經濟學的人，看看他們所說出的答案是不是非常很一致。是不是進過經濟學加工廠加工過後的腦袋，看世界的方式常常非常一致的異於常人。我在課堂上做過幾次實際實驗，我發現修過經濟學課程的學生的思維方式，真的是同一座思想工廠製造出來的產品；答案標準劃一的程度幾乎達到完美的境界，這種教學成就真會讓身為經濟學老師的人為經濟學教育的成功感到非常驕傲。
盧其宏認為「管院士講了一個似乎大家無法反對的經濟概念，但此概念並不能隨意置放在各種狀況下」。我在此故意轉變或放大盧其宏的話說變成：基本上管中閔在較高的思維層次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概念上並沒有錯，錯只是錯在忽略調整幅度的低層次的應用層面上。我的看法比較激進一些，我認為不僅受過經濟學洗禮的人，不太習慣於以幅度層面上的角度進行思考，並且更嚴重的是可能連整個思維方式或背後的經濟理論都出了大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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