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鐘雄經濟特別專欄】大洪水預言─關鍵檢驗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林忠正 2014-07-31 10:39
「1954年12月21日地球將會發生大洪水，且飛碟會將信仰堅貞的人們拯救離開地球」。「關鍵測試」提供事實的明確證據，但是反面的證據反而被詮釋為驗證了他們信仰的正面證據，不利的證據反而讓他們的信仰更加堅定。（圖片：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今天我們放輕鬆些，暫且不談經濟學是甚麼樣的、或科學是怎麼樣的題材。
今天我們講一則有關大洪水的故事。當然，我們要講的不是來自《聖經》中諾亞方舟的大洪水故事，那可是一則流傳甚廣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宗教故事。我們要講的是摘取於中文書名被譯成《大難時代》的Wilful Blindness: Why We Ignore the Obvious at Our Peril (視而不見：為什麼我們會忽略身旁明顯的危險)書中所轉述的，據作者所言是一則來自一份心理學研究論文所記載的真實故事。
這一則故事可以從1954年9月，美國一份地區性報紙上刊出的一則新聞，開始講起。
這則新聞報導一名家庭主婦瑪莉安‧基奇(Marian Keech)，接收到來自上天的一則關於地球不久將會被洪水淹沒的訊息。
基奇的訊息大意如下：
魔鬼準備摧毀地球，雖然光明的力量竭盡所能拯救人類，但是唯有相信的人才能逃過一劫。12月21日洪水將帶來世界末日，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能得救。上帝將大破大立，全世界將遭到大洪水，讓現在的陸地沉入海底，現在的海底浮出水面。飛碟會拯救信仰虔誠的人，將他們帶離地球。
這並不是從來沒出現過的全新預言，也不是完全沒有人會追隨的信仰。這種信仰與預言早就出現過，也一直有人會相信它。基奇也的確吸引了一批認同與相信她信仰與預言的跟隨者。
附近大學的教師湯瑪士‧阿姆斯壯 (Thomas Armstrong) 和他的妻子成為基奇的虔誠信徒，並說服了十多名學校成員成為追隨者。
有成員退出在大學的研究工作，還將大部分的個人財物全數丟棄。也有信徒辭掉工作，花掉僅有的積蓄，搬進豪華住宅，因為留著為數不多的現金不會有什麼用處。因為在課堂上花太多時間向學生講述大洪水的預言，阿姆斯壯在學生父母的投訴下，最後學校要求他辭職。他並沒有氣餒，反而覺得這只是「計畫的一部分」。家裡的洗碗機壞掉了，他的妻子認為沒有必要修理。因為所剩的時間不多了，根本不值得為這種芝麻小事費心思。基奇曾經接到殯葬業務員的行銷來電，只冷靜地回應說， 這是我現在最不需要擔心的事。
他們不是胡鬧的小孩 他們堅信洪水將至
無論這則預言在一般人眼中看來有多麼荒誕可笑，這群人都以認真嚴肅的態度地懷抱著虔誠的信仰。他們並不是一群正在胡鬧的小孩，他們堅信洪水將至，對於他人各種冷嘲熱諷都欣然接受，信心滿滿地過著特立獨行的生活。
結果呢？1954年12月21日會不會有大洪水呢？
這答案不用我說，你當然知道。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則故事呢？
敏感的讀者，可能會猜到我為什麼要講這則故事了？答案就在，我們說過，要講一些有關「關鍵測試」的故事。
「1954年12月21日地球將會發生大洪水，且飛碟會將信仰堅貞的人們拯救離開地球。」
這是一項猜測或命題，它清清楚楚的說明「何時？何地？會發生何事？」。所以，可以對這項猜測或命題進行完美的「關鍵測試」。這是一項很難得且很值得進行認真嚴肅研究的題材。
但你又會問，你瘋了嗎？科學家真的常常是不修邊幅瘋瘋癲癲異於常人的特異人士嗎？這有什麼好測試的！不用測試都可以確定結果。實在沒有必要進行研究，不要浪費寶貴生命與研究資源罷！
不用擔心，我們想介紹的研究目的，當然不會幼稚天真到真得想去檢驗「大洪水會不會發生」，而是想要研究「當洪水沒有發生時會發生什麼事」。當一個深信不移的信念（一種思想）不被印證時，會發生什麼事呢？這群人會接受事實而放棄他們的信仰嗎？還是，他們不僅會繼續相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信念會變得更堅強嗎？
這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重點，也是真正令人好奇的地方，人類的心智與行為到底是如何運作？究竟是依據什麼準則在運作？
因為這個世界末日就在幾個月後，而不是幾年後，進行測試可行性很高。因此，在得知基奇與當地的一小群人分享她接收到的來自外星人使者的訊息後，明尼蘇達大學 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幾名的同事，便採取實際行動滲透進入基奇的社區中兩個月(而不像我一樣的一些理論經濟學家，老死守著我們西洋的學術前輩所創設的虛擬數學模型，而在研究室中算算看會從前輩模型中變出什麼花樣)，觀察這群人的信念和投入的程度。
在預言中洪水將至的前一夜，這群人一起「安靜地等待」，滿懷信心地等待大洪水的肆虐以及外太空救星的到來。
成員中一名青少年抱怨，她母親要求他在凌晨兩點前回家，否則要報警。信眾微笑地向他保證，不需要擔心，在那之前，他們已經全都登上飛碟了。
最後的十分鐘非常緊繃，滴滴答答的時鐘聲一分一秒緊扣大家的心弦。當其中一個時鐘指針滴滴答答的指向十二點時，不少人就趕緊提出，走得比較慢的時鐘所顯示的時間才是準確的時間。
最後，沒有多久，走得較慢的時鐘，也跨過了午夜十二點的位置了！
午夜十二點過了 結果呢？
結果呢？當然，沒有任何意外發生。沒有發生狂風暴雨，也沒有出現外星人與飛碟。但是信眾們仍然耐心地繼續等待，決不輕言放棄。
直到凌晨四點半，這群人終於開始躁動起來，有些人開始信心動搖產生懷疑，有人激動落淚。
當他們堅信不移的信仰不被印證時，他們將如何自處呢？這是心理學家費斯汀格兩個月以來的研究重點。
4點45分，在一片混亂、焦慮、懷疑的氣氛中。奇蹟，終於，真的…發生了！
在混亂中，基奇表示她終於又收到來自外太空一則最新訊息：
「從一開始這個房間就充滿了一股強大良善的光明力量，這股光明力量蔓延到地球的每一角落。我們這個團體的良善與堅定信仰拯救了全世界免於大洪水的肆虐。」
突然間，烏雲消散，光明乍現。一陣歡呼，所有人都歡欣鼓舞：「我們的信仰是完美的！」信徒們不僅拯救了自己，還更偉大地進一步拯救了全世界。
這次偉大轉折徹底征服了他們，有人變得非常積極，打電話給當地的報社，分享這個好消息。另一名成員更堅持要通知美聯社，以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戲劇性的發展。
儘管最初他們的信仰曾經受到挑戰，曾經受到他人的冷嘲熱諷，但經過這番痛至心扉的焦慮與充滿挫折的嚴厲試驗後，現在他們的信心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據說，他們大多數人從未喪失信心。基奇後來離開了當地，但仍持續收到神諭，並傳達給信徒們分享。阿姆斯壯夫婦仍舊非常虔誠，他們的信心無窮無盡，對於不被印證事實的堅持令人佩服。
「關鍵測試」提供事實的明確證據，但是不利的證據並不能否證他們的信仰。令人驚嘆的是，心理學家費斯汀格發現，反面的證據反而被詮釋為驗證了他們信仰的正面證據，不利的證據反而讓他們的信仰更加堅定。
政治人物 常有類似行為模式
或許也能很輕易的想到，一些政治人物經常表現出的類似的行為形式。例如，民調支持度高時，會沾沾自喜地驕傲於自己傑出表現的政治人物。在民調低落時，不是憂心忡忡地羞愧於自己的差勁表現，反而會更加得意洋洋。為甚麼會出現這種反常的認知呢？因為，當事人的大腦需要尊嚴，身旁的跟隨者(尤其是需要靠他取得權勢的人)需要講好聽話，這兩種動機都會正常地將低落民調解釋成：「低落的民調數據才是真正正面的指標，這代表我們真的在進行改革。唯有有魄力地進行了真正的改革，才會真正的得罪原來支持我們的但卻是該被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民調才會因此轉為低迷，所以民調愈是低落愈是可喜可賀值得驕傲的正面指標。這表示我們是不畏懼得罪自己的忠誠支持者，真正在追求公理正義、真正值得尊崇的勇敢的改革者。」
人怎麼會這樣？
像基奇(和上述政治人物)這樣的例子，除了她和她的追隨者之外，一般人都看得出來，她的想法非常怪異。但是，這些想法在散播與分享之後，在跟隨者之間便不易 再引發懷疑。我們也許不認為這足以稱為一種思想，支持者也不是什麼狂熱分子，甚至看起來就跟一般人一樣，但是外表是會騙人的。
人怎麼會這樣？為何會對關鍵證據視而不見(willful blindness)，甚至會進一步扭曲它呢？
人或人腦是非常複雜的東西，這事件的原因有不少可能的解釋。例如，追求熟悉以及相似的事物是人類的天性，我們的心智有一部份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在運作。每個人 都覺得必須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自己的意義跟定位，於是我們跟贊同我們的人依偎在一起相濡以沫(群體的支持)，並用思想將自己團團圍住(維持思想的一致性)。 在此就僅介紹這兩種解釋，一是群體的支持，二是人們想維持思想的一致性。
首先，我們與生俱來就會在追求自我定義的過程中，建立人際關係、加入組織團體和認同某種文化，以確立自己的價值。但在既定的人際關係和文化支持下，卻也阻礙我們接觸與追求不同的價值觀與信仰，這就是視而不見的肇因之一。
基奇和她的追隨者都堅守承諾，並彼此認同，但如果各自隔離，將很難保有那樣的信心。社會支援讓很多事做起來更容易，更容易相信某種思想，如果是單獨一人，會感到相當不自在。社會支援通常是以家庭、朋友、同事或同志的形式出現，一起分享、一起行動，相同的思想將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組織的力量更是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社會支援形式。畢竟，當你身處龐大的組織或政治勢力當中，不只是受到相同信仰的同儕高度的認同，而且只要表現出任何的質疑與信心動搖，就可能會危及一 切：工作、職位、聲名、前途與友誼。
順著我們的本性跟同類群眾在一起，被跟自己類似的人吸引，減少了我們接觸不同的人、價值觀和經驗的機會，漸漸地只會侷限在自己的小天地裡，看不見外面的世界。
民眾看媒體 非尋挑戰是找溫暖
媒體對於這種現象是最清楚不過的，他們深知民眾買報紙或雜誌時，並不是在尋求挑戰，而是在找尋認同與溫暖。例如，在台灣，忠實的綠營的支持者不常看《中國時 報》和《聯合報》，忠實的藍營的支持者不常看《自由時報》。我們有意識地選擇媒體，拒絕我們不認同的節目、報紙和電視台，窩在政黨認同的窠臼裡讓人感到舒 適。這種對於熟悉和舒適圈的追求，讓我們養成上述的媒體閱聽習慣。
經濟學的學術界也是一樣，芝加哥大學並不是以它的多元經濟理論著稱，而是以一貫尊崇自由市場的學說聞名。如果你參加某位傑出心理學家的引退儀式，一整天的學術論文發表之後，令人驚訝的是，會中討論人類的心智以及社會行為，卻完全沒有邀請其他相關領域的學者參加。
其次，人們大多數很努力地讓自己維持一種一致、穩定、有能力和善良的形象，我們堅定的信仰就是我們在自己內心、和在朋友同事眼中，關於「我是誰」最重要的核心。任何會威脅到這個自我核心的人、事、物，都會讓我們感到痛苦，這種痛苦就跟飢餓時所感到的不安和不適是相同的。思想受到挑戰，感覺就跟生命受到威脅一樣。我們會忽視那些證明我們錯了的證據，或是重新解讀證據來支持自己，極盡所能地減少我們所感受到的痛苦。
心理學家安東尼‧葛林華德(Anthony Greenwald)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極權自我」。這項解釋認為這個自我就跟警察國家一樣，會封鎖具有威脅性或對立的想法、消滅證據、改寫歷史，誓死捍 衛中心思想或自我形象。基奇(和政治人物)的追隨者會根據他們的期望來重新解讀證據，不這麼做的話，會危及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
寫到「極權自我」和警察國家的解釋，使我腦海中自然浮現一本知名的小說─《一九八四》。這也迫使我把它從書架下取出來重新參考一下。
出生於印度本名艾利克‧亞瑟‧普雷亞(Eric Arthur Blair)，是以筆名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聞名的小說家。他於1948年45歲時，完成的經典的政治預言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話說西元一九八四，天下三分。大洋國、歐亞國、東亞國三強鼎立，彼此勾心鬥角，交戰頻繁，合縱連橫，敵友常常易位，有時敵人變成盟友，有時盟友變成敵人。
故事主角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任職於執政黨威權至高無上的獨裁國家「大洋國」的真理部。真理部不管真理，只管宣傳；名為真理部，實為謊言部。溫斯頓‧史密斯的工作是修改歷史和杜撰各項資料，以符合黨的實際需要。
例如，當大洋國敵人由歐亞國變成東亞國，且盟友由東亞國變成歐亞國時。溫斯頓‧史密斯的工作就是把由輸送帶(管)送到他桌子上關於過去的相關新聞與資料，加以竄改，讓所有的相關記錄呈現大洋國的敵人從頭開始就是東亞國且一直都沒變，而且盟友是有史以來就是歐亞國也一直都是這樣。工作徹底到任何人都無法找到任 何相關文獻與報導，來證明大洋國曾與歐亞國發生過戰事。相反的，當大洋國敵人由東亞國變成歐亞國，且盟友由歐亞國變成東亞國時。溫斯頓‧史密斯的工作也是 一樣，就是把過去的相關新聞與資料重寫一次，讓歷史的記載前後一致。
讀者也能很快想到一些政治上 「極權自我」的例子。例如，有人會把大唐帝國與蒙古帝國叫做中國，而且還整個世代受過教育洗腦的人真的大都能朗朗上口毫不猶豫地相信這種說法。當你能體會 到這一層次時，有人會偏好將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代稱為日據時代，就一點都不會讓你覺得奇怪與意外了。
如果一般宗教預言的信眾會陷入視而不見的人性陷阱中，並且政治人物也是一樣。那麼經濟家會不會也無法免俗呢？經濟學家會不會對「關鍵測試」所提供的明確證據 視而不見，會不會不利的證據非但不能否證他們對不切實際模型的堅定信仰，卻反而被詮釋為驗證了他們不切實際的理論呢？到底經濟學家的訓練方式與經濟學科的特性，以及經濟學學術社群的組織與遊戲規則的特性，會使經濟學家比較能避免一般的人性缺陷呢？還是反而使經濟學家比相信大洪水預言信徒的行為更加令人難以 理解呢？主流經濟學會不會也只是一種信不信由你的宗教信仰呢？同樣地，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會講很多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的故事讓你進行判斷，得出你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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